沐鸣平台测速登录_为袁世凯定做的报纸

1、1913年一天发表8篇声讨袁世凯社论的报纸是什么报

《中华民报》
为声讨袁世凯，《中华民报》同时发表八篇社论.

2、清朝至民国时期的蒙古报纸有哪些

西城地区是民国人物重要的活动舞台，是许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地和亲历者、见证人居住地，特别是一大批报人和报纸云集此地。据笔者听说或见过的民国时期驻西城的报刊有四、五十种。这些报刊早为清光绪年，晚至解放前夕，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距今百年。这些报刊有的实力雄厚，报道面宽、有深度；有的以反映市井民俗见长；有的民族、宗教特色浓重；还有的只昙花一现，呈现出色彩各异、此起彼伏的特点。
现就笔者所了解的几种清末至民国时期社址在西城地区的报纸，逐一介绍。
《顺天时报》创刊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0月，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27日停刊，时间跨度近30年，高峰时期发行近2万份，是清末民初北京很有影响的报纸。因其浓重的日本政府背景和所谓“亲善”面孔，最终被北京人民抵制而停刊。
创刊背景与版式特点 清末至1945年8月，日本人共在北京办报纸17家。最早为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后，日本人抢先在东城甘雨胡同办了《北京公报》，后因北京报房不为其发行，不久即停刊。甲午战争、庚子之变后中国国力微弱，特别是“两宫”西逃，京城一片混乱。日人中岛真雄勾结、收买顺天府尹陈壁，在正阳门西化石桥办了一张《燕京时报》。该报由日本外务省策划、创办，龟田陆良任发行人、渡边哲信任社长。《燕京时报》是一张中文报纸，通常每周一出版，偶有附张、告白、号外，版式和尺寸也不统一。由于出版没有规律，也不固定在北京发行，因而早期的《燕京时报》很少收藏。光绪三十一（1905）年7月21日，该报正式定名《顺天时报》，并获“大清邮政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资质，在北京地区发行。国家图书馆现收藏104卷，计9285期。
该报竖排版左行文，长55厘米、宽40厘米。正版4版，每期均有附张。附张4—6个版面，以广告为主，遇有重大事件发“号外”，且“分文不取，免费赠送”。笔者以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二、西历1907年3月6日（礼拜三）、大日本明治四十年3月6日的《顺天时报》为例，介绍其内容：
一、三、六、八版全版广告。
二版为要闻版，有“宫门抄”、“谕旨恭录”、“阁抄摘由”、“论说”等栏目。当日“论说”的文章是“论政府对革命党羽之策”。
四版为各地新闻版，有“各省新闻”（六则）、“各地通信”（八则）、“悬赏小说”等栏目。
五版除“奏折录要”外，以“白话”（当日文章“游白云观记”）、“杂志”（当日文章“强词夺理”）等栏目为主。
七版上半版为国际新闻，有“路透电报”、“德京电报”、“时事要闻”等栏目；下半版为“京师新闻”。当日“京师新闻”报道了“皇帝宴飨蒙古藩臣”、“驻京日军召开纪念会”、“民政部文司员条陈”等消息。其中“民政部文司员条陈”有请求“隆福寺、护国寺分别改建东、西城市场”、“什刹海改建公园”、“东四、西单、鼓楼前增设戏园”和“求实学堂（在鼓楼湾内）招生”等内容。
《顺天时报》有自设的“印字局”，掌握当时先进的铜板照相技术，可印制各种图书、杂志；用照片报道新闻以及图文并貌的广告形式，也是该报开先河之举。整个报馆包括采编、审校、印刷、发行等人员起码在百人以上。该报社址在“京师正阳门内化石桥”，东松树胡同南、和平门门洞的位置。
“学中国人口吻”办报纸 为了掩饰其文化渗透、经济侵略的办报宗旨，该报奉行“学中国人口吻”的办报策略。初期的《顺天时报》，文字半古文半白话，既有“子曰”，也有“论老礼儿”等北京土语；重要版面既有“宫门抄”、“大总统令”等官样文章，也有百姓关心的“京师新闻”、“剧界消息”等；无论刊头还是行文中，既标注“大正八年”（日本纪年），也显示“己未年”等中国人熟悉的纪年方式。此外，早年的《顺天时报》比较注重迎合中国人心理，除中日关系外的报道也较公允。比如该报对清廷推行新政、革命党活动以及引进新思想与新科技等相关报道，当时的中国人还是能接受的。民国史上“只给一家人看的报纸”，说的就是《顺天时报》。当年“袁大公子”（袁克定）一心想当太子，为了鼓动袁世凯“登基”，他花大价钱印了一份《顺天时报》，上面尽是“劝进”的吹捧文章。这是一张只给袁世凯看的报纸，因为袁只看《顺天时报》。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北京民俗，该报取尊崇、欣赏的态度，也让国人很为自豪。1927年7月，该报发起“五大名伶新剧夺魁”（除梅、尚、程、荀，还有徐碧云的《绿珠坠楼》参选），进而评选“首届京剧旦角最佳演员”活动。中国京剧史上家喻户晓的“四大名旦”由此产生。
不得不作的“诀别” 1930年3月27日，《顺天时报》二版发表“临别赠言”。文章以“本报以本日为最终日”开头，虽“首祈中国进步、国运昌盛”，但仍难掩其伤感而又无奈的心情。总结停刊的原因，文章归咎于“误解”。误解一为“政争”，二为“阎冯煽动”，三为“日本走狗”……不一而足。其实国人骂它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倒不是误解，而是真实情况。1928年5月3日，日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北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在事件发生及谈判过程中，《顺天时报》坚持其一贯为日本张目的立场，将北伐说成是“以美国为背景的南军北上”，将日军进攻济南说成是“保护日侨”，将惨案的发生归咎于“中日军队冲突”。当时的北平送报人率先抵制该报，“北平报夫爱国，宣言不送顺天时报”等大字标题占据各报头条。北平“报夫公会”也发布宣言，拒绝为该报服务。
《顺天时报》从它创刊之日，就坚持为日本政府服务的方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服务于日本外交政策。该报除定期报道日本国内政局及对英、美、俄等国关系外，关注的重点放在对华关系上。1919年初的巴黎和会期间，该报自3月14日起，连续发表“四国劝告政府”（消息），“大亚细亚主义之要点“（论说）、“中国委员之中伤”（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反驳日本代表的歪曲报道）等明显袒护日本的文章。到了5月4日，北京学生走上街头，进而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该报只字不提学生的正义之举，反而连续发表“山东问题之研究”的“论说”文章，认为“青岛问题”应由日、德两国解决，中国政府不应接手。
二是鼓吹“中日亲善”等虚伪理论，实则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略服务，。该报经常报道“驱逐舰告成下水”等日军扩充武备的消息，以及日本军人如何忠勇和对外侵略的武功。1930年3月11日，该报二版和七版以“日俄战争二十五周年胜利纪念日”为题，分别报道了东京、日驻华使馆和北平日军兵营的庆祝活动。还配发了一组照片，以壮声色。更为可怕而又不为国人觉察的是，该报担当了为日军提供军事情报的任务。比如，国民军与北洋军阀军力及军事部署、北伐战况等情报，就是该报驻各地记者兼情报员提供。
《顺天时报》信息量大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也恰好说明该报的触角已经深入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到政坛纷争、军心士气，小到社情民怨，尽在日本人掌握中。1917年7月1日，“辫帅”张勋发动政变，清廷复辟。段祺瑞率“讨逆军”与“辫子军”对垒，该报对两军部署，小到骑兵几队，机枪几架都予以详报。从中不难看出日本情报网的庞大和高效率。
三是以广告为手段，为日本经济侵略服务。该报从创刊至被迫停刊，刊登广告贯彻始终，而且是日企、日商、日本产品优先且占据显要位置。笔者曾粗略统计该报1906年2月14刊登广告的情况。在一、二、七、八的四版广告中，除“大清运通公司”等三家中国企业外，日商大者如“日本邮船公司”、“横滨正金银行”，小者像“川田医院”（开在东单牌楼二条胡同内），占据了大部分版面。这些广告引起中国人反感是理所当然的。一方面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日商的趾高气扬更增添了中国人要当亡国奴的愁容；另一方面是清末民初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十分赢弱，无力抵抗日货冲击。所以，自1928年波及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一直持续到抗战全面爆发。
珍贵的文献与史料价值 准确地说，《顺天时报》是清末民初由外国人在北京办的一份中文报纸。因而，它具有同期其它报刊不具备的客观性。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那个年代北京社会的描述，具有独特视角和事实依据。 《顺天时报》的文献与史料价值不能忽视。
1917年初夏的北京，黎、段的“府院之争”闹得不可收拾，不得不请“辫帅”张勋进京调停。从6月14日“张勋到京之光景”，到7月12日兵败先躲到荷兰使馆，再逃德国兵营，《顺天时报》每天关注张勋的动向。特别是对政变前张勋的“异动”早有预报。消息之及时、准确，无报可比。7月1日政变次日，全市14家主流报刊停刊以示抗议，惟独《顺天时报》以“宣统复辟，民国告终”大号字刊出相关消息，“漫言”专栏头一句就是“哈哈，宣统果然复辟了！”此后十余天，该报每天报道时局与战况，成为当时北京抢手的报纸，也是后人研究那段诡秘与丑陋历史的珍贵资料。此外，如1925年孙中山逝世，《顺天时报》发行“号外”，是我国报界唯一一份记录伟人辞世的“号外”；再如1929年7月22日“平市户口”一文，介绍了当年北平市清查户口的过程及准确的户籍人口、厂矿、兵营、医院、监狱、庙宇等统计数据等，也是较珍贵的历史资料。
《顺天时报》的大量消息、特写、广告，记录了我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脚步。比如该报1906年12月17日 “北京银号便览”上刊登的“德恒”等20家钱庄、银号（集中在前门外一带），就是可供参考的北京金融发展历史资料。再如，1917年6月22日，该报报道了商人周厚坤发明中文打字机，并获“农工商部发明专利”的情况。为我们研究打字机和专利史，提供了素材。
《顺天时报》更多的是对北京的关注。该报“本京新闻”大量报道了北京社会的发展变化，是研究北京史的重要参考材料。“本京新闻”与其它报纸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关注北京上流社会的情况，比如皇室活动、政客婚丧、名人聚会等。但也有如“同善水会演习”（后门桥的民间救火组织）、“更换车夫号衣”、“沟气有碍卫生”（西单“龙兴肉铺”往门前明沟倒污水）等市井消息，以及“农事实验场修缮”等市政建设的报道。
《顺天时报》的30年，在民国新闻史上占有一定位置。因为它是日本人办在中国首都的中文报纸，所以很有特色。

3、中国近代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书和报刊有哪些

书太多了，就贴贴报刊吧

中国自鸦片战争前夕开始定期出版的日报期刊，至辛亥革命时已广泛发行。
中国早在唐朝就开始有报纸，当时称为“进奏院状报”、“报状”、“邸报”或“杂报”，是一种由官府发行的公报。北宋起，民间开始有报纸，称为“小报”或“新闻”，但受到当时官府的查禁。明朝中叶以后，北京、南京等地获准成立民办报房，选录内阁发布的官文报，印刷成册，公开出版，称为“京报”。这些报纸除照录上谕、奏折、皇帝起居及官吏任免奖惩消息外，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没有评论、广告及其他副刊文字，不同于近代的报刊。中国近代形式的报刊诞生于鸦片战争前夕。到1911年止，共出版约五百种报刊，出版地点遍及全国各地。
外国人创办的近代报纸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报纸和最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报纸，都是外国人首先办起来的。19世纪，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出版了一百多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一半以上。外国人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创办人是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和米怜（1785～1822），月出一册，一些外国人相继在中国办报。1827年创办了《广州纪录报》，1833年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前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后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均在广州出版。其主编人德国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01～1861）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中国通”。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在治外法权保护下，继续在中国办报。先后创办了《遐迩贯珍》（1853，香港）、《六合丛谈》（1857，上海）、《万国公报》（1868，上海）、《中西闻见录》（1872，北京）、North China Daily News（1850，上海，中文名《字林西报》）、The Peking Tientsin Times（1894，天津，中文名《京津泰晤士报》）及《申报》（1872，上海）、《新闻报》（1893，上海）、《顺天时报》（1901，北京）等一大批中外文报刊。其中，《万国公报》由英国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主编，是广学会的会报。
《字林西报》由奚安门（？～1856）等主编，有“英国官报”之称，出版达一百零一年，是在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外文报纸。《顺天时报》由中岛真雄主办，是日本外务省的喉舌。《申报》由英国人美查（生卒年不详）创办，《新闻报》长期由美国人福开森（1866～1945）主持，都是“学了中国人口气”办给中国人看的外商中文日报。这两家报纸后来为中国人接办，其中，《申报》出版了七十八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报纸 19世纪50年代起，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办报。1858年在香港创办了《中外新报》，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伍廷芳曾经参加过它的编辑工作。这以后，陆续创办的有《羊城采新实录》（1872，广州）、《昭文新报》（1873，汉口）、《循环日报》（1874，香港）、《汇报》（1874，上海）、《述报》（1884，广州）等。以《循环日报》、《汇报》、《述报》这三家最有影响。《循环日报》是一份大型日报。它的创办人王韬，曾经游历过英、法、德、日等国，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较多了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报刊政论家。他为《循环日报》所写的《变法》、《尚简》等文章，提倡学习西方，宣传政治改革，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和后来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大影响。《汇报》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参加创办的，曾经和外国人所办的中文报纸进行过激烈的笔战。《述报》创刊于中法战争时期，对刘永福所部黑旗军抗击法军和香港人民抵制法国殖民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进行的罢工、罢市活动，都作过详细报道，支持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 1895年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办报，鼓吹变法。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的《中外纪闻》、1896年1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强学报》，分别由梁启超、徐勤担任主编，隶属于强学会，在强学会被封以后，相继停刊。
之后，梁启超等人继续筹备办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出版的一份主要的机关报，旬刊，每期出二十余页，三四万字一册，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主笔。在梁启超主持下，《时务报》先后出版了六十九期，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之将强》等一大批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最多时日销达一万七千份，成为当时国内最受欢迎的一份报纸。和《时务报》相配合，资产阶级改良派还在全国其他地方创办了近八十种鼓吹变法的报纸。主要有1897年2月在澳门创刊的《知新报》、4月在长沙创刊的《湘学报》、10月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1898年2月在长沙创办的《湘报》等。其中，《国闻报》由严复主编，以在副刊《国闻汇编》上译载了宣传进化论思想的《天演论》蜚声于时。
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报纸全部停刊，梁启超等人开始在国外办报。从1898到1904年，他们在日本、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等地创办了十几家报纸，以1898年、1902年在日本横滨相继创刊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最负盛名。梁启超以任公、哀时客等笔名在《清议报》和创刊初期的《新民丛报》上所写的鼓吹新民、赞美少年中国和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思潮的文章，曾经风靡一时，得到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赞同。1904年以后，康梁等又恢复在国内办报。他们所办的《时报》（1904，上海）和英敛之所办的《大公报》（1902，天津）、彭翼仲所办的《京话日报》（1904，北京）等报刊都进行过立宪保皇的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开始革命活动时起就十分注意办报。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他们在国内外一共创办了近一百二十种报刊。通过这些报刊，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对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1894年兴中会刚刚在檀香山成立，就利用早已创刊的当地华侨报纸《隆记报》，作为自己的讲坛。1900年1月孙中山特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正式机关报。此外，1900～1905年，革命派还在国内外创办了一批报刊，进行民主革命宣传。国外的主要集中于日本，著名的有《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等，编辑人员多数是革命的留日学生。鲁迅最早的一批革命文学作品就是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国内的主要集中在上海，以《苏报》、《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最有影响。1903年6月《苏报》因发表激烈革命文字被封，章炳麟、邹容被捕，史称《苏报》案。
1905年11月26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它是新成立的同盟会的总机关报。在孙中山领导下，《民报》和其他革命派报刊一道，同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保皇派报刊展开了激烈的笔战，扩大了革命影响。
之后，革命派的办报活动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发展。新加坡、缅甸、暹罗、澳洲、菲律宾、美国、加拿大、秘鲁等地，及国内除西藏、青海、甘肃、宁夏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地区，都办有革命派的报刊。以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女报》（1907，秋瑾主编）、《神州日报》（1907，于右任、杨笃生主编）、《民呼日报》（1909）、《民吁日报》（1909）、《民立报》（1910，于右任、宋教仁等主编），在北京出版的《帝国日报》（1909，宁调元等主编）、《国风日报》（1911，白逾桓主编），在广州出版的《可报》（1911，朱执信等主编），在汉口出版的《大江报》（1911，詹大悲主编）等报刊，影响最大。
革命派报刊关于民主革命的宣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孙中山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
拒俄运动和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的报刊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在上海、江苏等十八个省市和日本东京等地的留学生中爆发。《江苏》、《浙江潮》、《苏报》、《中国白话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进行舆论声援。1903年12月15日，以蔡元培为首的一部分革命爱国人士，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日报，是这次运动中创刊的一份以拒俄为中心内容的爱国报纸。它发表了大量有关沙俄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拒不撤军的“警闻”，并发表了《俄祸》、《告学生》、《告军人》等评论文章，和其他爱国报刊紧密配合，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俄，反对侵略。
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和相继而来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在广州、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爆发。香港的《有所谓报》、《世界公益报》，上海的《女子世界》，北京的《京话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等，都积极投入运动。为了加强宣传，一些资产阶级爱国人士还特地创办了《保工报》和《美禁华工拒约报》等两家报纸，进行鼓吹。前者1905年7月20日创刊于上海，人镜学社主办，韵琴主编；后者同年8月21日创刊于广州，拒约社主办，黄晦闻主编。它们从创刊起，就集中力量进行抵制美货的宣传，对正在进行中的这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起了一定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新创办的科技、文学和文摘性期刊中国最早的科技刊物，是1876年在上海创刊的《格致汇编》（月刊，英文名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主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这是一份以介绍声光化电等科学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为了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学习最新科学技术知识的热潮。一大批以介绍这方面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陆续问世，其中主要的有，专门介绍农学知识的《农学报》（1897）、专门介绍数理化知识的《新学报》（1897）、《格致新报》（1898）、《普通学报》（1901）、《中外算报》（1902），以及专门介绍地质地理知识的《地学杂志》（1910）等。除《地学杂志》在北京出版外，其余都在上海出版，以《农学报》出版的时间为最长。这些刊物为国内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当时能够得到的最新科学知识。
文学期刊也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申报》主办的《瀛寰琐记》（1872）、《四溟琐记》（1875）、《寰宇琐记》（1876）等三个月刊是其中最早的一批。90年代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创办了一大批文学期刊，累计在五十种以上。著名的有李伯元主办的《世界繁华报》（1896）、《游戏报》（1897）、《绣像小说》（1903）、吴趼人主办的《采风报》（1898）、陈去病主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等。梁启超在东京创办的《新小说》出版后，也送到上海发行。这些刊物以小说、戏曲、诗词、散文为主要内容。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等著名长篇小说，都是在这些刊物上首先和读者见面的。
文摘性的期刊，以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萃报》为最早，稍后创刊的这类刊物还有《选报》（1902，上海）、《东方杂志》（1904，上海）等。后者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徐珂等主编。先后出版四十四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期刊之一。
新型官报的出版与报律的制订 19世纪末，清朝政府因旧式邸报从未公开出版，内容又只限于常程文书，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故开始创办新型官报。
最早出现的新型官报，是1896年在北京创刊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这两份官报由当时主管官书局的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管理。出版了很短的一个时期，即停。1906年以后，为了推行预备立宪和抵制革命宣传，清朝当局又在北京和各省省会陆续办起一大批新型官报。其中，属于中央一级的有考察政治馆主办的《政治官报》（后改为《内阁官报》），属于各部主办的有《商务官报》、《学务官报》，属于地方各级军政机关主办的有《北洋官报》、《南洋官报》、《安徽官报》、《湖北官报》、《四川官报》等。总数在三十种以上。除上谕和常程官文书外，这些官报还普遍设有“要闻”、“要电”、“实业”等栏目，以吸引读者，但并不受欢迎，必须官库补贴，才能得以维持。与此同时，清朝政府还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有关报纸出版的法令，对民办报纸进行限制。在1898至1911年的十三年内，全国有五十三家报纸遭到摧残，占当时报刊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被查封的三十家，被勒令暂时停刊的十四家，其余的分别遭到传讯、罚款等处分，使整个报刊出版事业蒙受了严重损失。
（方汉奇）
民国报刊民国成立后，与一时的资产阶级民主相联系，出现过短暂的报刊兴旺时期，全国有报刊五百多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专制统治确立，先后公布《报纸条例》、《出版法》，进步报刊备受摧残，进步报人横遭迫害，全国报纸剧减为一百三十九种，多数政治态度保守，言论了无新意，销售额一般也不大，有一点积极意义的变化是报刊分家，报纸开始采用现代通行大张式样。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报纸除商办的《申报》、《新闻报》外，主要有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等；较为著名的杂志有章士钊主编的《甲寅》（1914），国民党创办的《国民》（1913）等。作为半殖民地的特征之一，外国在华所办报纸在政治上有相当影响，如英文《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等。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揭开新文化运动序幕，也开始了中国报刊发展的新阶段。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忙于争权夺利，无形中放松了对报刊的控制。进步力量的成长，更使部分报刊成为北洋军阀的对立面，打破了一潭死水的舆论界现状。五四运动时期，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杂志为主导，进步报刊鼓吹科学与民主，抨击封建专制，对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业务上，此时的报刊普遍改用白话文，报纸注重新闻特性，副刊改革卓有成效，编排更为科学活泼。之后，报刊获得较大发展，1926年全国报刊已有六百二十八种。商办《申报》、《新闻报》发行量超过十万份，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在张季鸾主持下，很快成为最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之一。北伐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都很注重宣传，南方报刊言论活跃。但北洋军阀为了维持统治，镇压进步报刊，1926年，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先后遇难，北方舆论界一片沉闷。
1927年后，国民党逐步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沪宁一带成为全国报刊的中心，上海一地报纸超过五十家，全国日发行量五万份以上的报纸全部集中在上海。1936年全国报刊一千七百六十三家，小报和晚报比20年代有了较大发展，但其中不无低级无聊之类。国民党政府力图建立新闻垄断，以《中央日报》为中心，党营报刊扩展到了全国。对进步报刊则通过各种法规条例限制扼杀，其手段从禁发查封直到破坏暗杀。即便是颇著声名的资产阶级报纸《申报》，其主持人史量才也因“九·一八”事变后政治态度的某些变化而在1934年11月遭暗杀。然而，进步报刊仍在重重压力下成长。在红军革命根据地内，报刊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左翼文艺界主办的杂志《萌芽》、《文学月刊》等此家被封，别家即出，影响颇大。“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报刊蓬勃兴起，全国不下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了创记录的十五万份。
抗日战争开始后，全国报刊受到很大破坏，大批报刊迁往后方出版，重庆成为战时报刊的中心。抗战初期，国民党新闻控制有所松动，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得以在国统区出版。1939年后，新闻控制再度趋紧，私营报纸只占国统区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根据地都有了报纸。在沦陷区，日伪控制主办了一批汉奸报刊，有北平《新民报》、南京《中华日报》、《和平日报》。上海租界内则有爱国志士办的抗日报纸，最著名者为《文汇报》，虽遭日伪打击迫害，仍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胜利后，报刊又曾兴盛一时。1947年国统区登记报纸一千七百八十一家，发行二百万份，达到民国时期最高峰。然而这一时期的报刊为国民党所垄断，不用说反对内战的《文汇报》等被禁，《申报》、《新闻报》亦为国民党接收，舆论界成为国民党反共的一统天下。进步报刊无法立足，不少迁往香港出版。与此同时，人民新闻事业在根据地内有了重大发展，一批大型日报先后创刊，为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报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书目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1。

4、最早的晚报是怎样诞生的？

我国第一张晚报是上海《沪报》试办的《夜报》，它是1882年（清光绪八年）创刊的，距今已有100多年了。

据蔡尔康回忆当时《夜报》的编排情况说：报纸首先是论说，其次是皇帝的圣旨，各省各地的新闻，然后才是本埠新闻和副刊。新闻一般都没有题目，零碎的消息是按省市集中起来合写一个别致的标题，如北京方面的，就总标为禁苑秋声，广州的就标上羊城夕照，武汉的就题为鹤楼留韵等。报纸的消息来源，为职业的访员供给的。这张报纸问世后不久就停刊了。

1909年，上海的《商情日报》也出了一张《晚报》。这张《晚报》出版后不到一个月就停刊了。1915年，上海又发行了一张《爱国晚报》。该报以鼓吹国民革命，反对袁世凯恢复封建帝制为宗旨。主要执笔人王血痕等都是上海的知名文士。

王所撰的政论文章，笔锋犀利，言辞深刻，颇有煽动性。该报设在十里洋场的租界，消息极为灵通，深为市民欢迎。后来被上海军阀当局和租界工部局所封闭。1920年5月，上海出版由沈卓吾创办的《中国晚报》，这是我国第一张单独经营的晚报。

5、《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如何因人设法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为袁世凯量身定做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目的是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利，防止其实行专制和独裁。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由来及在中国的命运：

辛亥革命胜利后，以孙中山为首，建都于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1912年3月11日取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开始施行，于1914年5月1日因《中华民国约法》（袁世凯的法律）的公布而被取代。

1916年6月29日为大总统黎元洪所恢复。1917年9月10日以广东为基地建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展开护法运动，所护者即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6、如何看报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深读了最近东莞市党代会的有关文件，在创新发展模式中提到强化全员培训，还要推动广大农民和外来员工读书看报，增长知识，提高素质。一提到看报，笔者作为从业者就敏感起来：看什么报，怎么看报？
这个问题绝非无厘头，看什么报、怎么看报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往往可以对读报者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可谓“兹事体大”。有一个真实的历史笑话可以说明这一点，为做“储君”，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竟然自己出资，做了古往今来第一份仅供个人阅读的报纸——盗用《顺天时报》，专门刊登各类“劝进”与赞扬袁世凯的文章，专供老爹天天读报。早有称帝之心的袁世凯果然对这份“报纸”十分满意，称帝之后，这份特殊的报纸还在印着，直至有一天，大臣赵尔巽前来谒见，发现有异，拿来真正的《顺天时报》，袁世凯一对照，这才知道上当。
袁克定这一招，叫做信息的单向屏蔽，屏蔽的结果就是坑苦了老子，有研究者分析认为，袁世凯何等精明之人，若早知反对帝制的声音如此强烈，自有一番审时度势，尚不至于在彼时彼刻赌身家性命背历史骂名。袁世凯临死时大呼“他……害了我”，不少论者就认为“他”即袁克定，可怜“袁大头”精明一世，却被一张报纸坑成了“冤大头”。
个人版《顺天时报》的历史笑话，足以成为当代信息学的经典教材，因为它更加剖明了信息本身传播的多种要求。如果说袁世凯真被袁克定害了的话，就害在信息渠道不畅、信息的种类单一、雷同的信息之外，又缺乏一种参照物以资比较，便于分析辨别。一旦参照物缺席，或者干脆选错了参照物，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就会失灵，做出南辕北辙的错误决定，贻祸自身。一代独夫袁世凯的教训正是我们现代人的前车之鉴。
其实说看报，看来看去，无非就是接受信息。对信息的接受，都有一个选择性接触、选择性了解、选择性记忆，这个阶段是在对比中消化、在理解中再造的过程，获得的是真正的知识，囫囵吞枣，反而更易因噎废食。所以养成读报习惯，不能生吞活剥，而是要学会比较，学会思考。
因此提出让农民和外来员工看报读书，我们在因势利导上，不仅起码要保证一个基本的信息源，还要提供一个可选择的信息面，在信息面中选择性理解，培养思考能力，才能由吸收知识上升到生产知识。仅仅培养翻报纸的机器，那不是学习的初衷，培养活学活用的新人，才是看报的目的。

7、谁能帮我找找新闻人黄远生的资料

1915年12月27日，逃匿于美国的著名记者黄远生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

黄远生早年曾任上海《申报》、《时报》的北京特派员，与人合办《少年中国》杂志，批评时政。他秉性正直，但不懂政事。不满袁世凯恢复帝制，但又为袁世凯的御用报纸写文章，年初时担任《亚细亚日报》上海版的总撰述。9月时曾在《申报》上发表启事，声明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随后流亡美国。1 2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被革命党人当作帝制派人士暗杀。

8、《申报》什么时候创建的？？？

1872年4月30日，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久的报纸。最初，隔日出版一张，4个月后改为日报。1909年，买办席裕福收买，1912年转让于史量才，张謇、应德闳、赵凤昌均为股东。史自任总经理接办后，成为著名大报。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持反对态度，在史量才授意下，排字工人将袁世凯颁布的“洪宪”年号有意错排成“洪害”。1932年7月，又创办《申报月刊》，1933年起又编印《申报年鉴》。该报立场保守。但对时政偶有批评。“九·一八”、“一·二八”后，态度趋向激烈，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实行“宪政”，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要求，发表宋庆龄严厉批评国民党的文章，登载有关人权保障同盟的报导。并出刊《自由谈》副刊，刊载民主自由言论，鲁迅、茅盾、陶行知、巴金等常有文章。1934年11月史量才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杀害后，言论重趋保守。上海沦陷时，曾在日伪控制下出版。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接收，成为CC系报纸。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