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装是一项政治任务

　　完成“毛装”的制作后，特别加工部的12名裁缝于1958年搬出中南海，来到了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这家服装店，实际上是国务院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服装加工店。
 

　　对红都公司而言，为中南海最高领导人和外国友人制装是压倒一切的政治性任务。红都服装店的裁缝，中办几乎随叫随到，红都每次都不折不扣按时完工。

　　而中办根据领导人的偏好，往往指定专门的裁剪师为之服务。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的制装任务，几乎由田阿桐一人包揽。“田师傅的时代，厂里人人知道，只要中央办公厅来人，那一定就是找田师傅的。”高黎明说，给人“量体裁衣”自然少不了测量一下人体相关部位的尺寸，然而，为领导人做衣服却会例外。

　　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毛泽东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谈不上“量体裁衣”，沐鸣招商主管只能靠“目测”解决问题。第一次，田阿桐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毛泽东所在的中南海书房时，已是午夜12点了。尽管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目测”做过衣服，但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站在离毛泽东5米远的地方，一次“目测”成功。
 

　　名师余元芳也有过类似经历。1964年的一天，为周恩来做过几次服装的余元芳，被周安排到中南海会见厅，要求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王妃和王子，随后为他们一家三人做大衣和西装。余元芳经仔细观察，两天后送来三套服装，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发现很合体，大为惊奇。

　　同年4月的一天，余元芳突然被中办人员电话催促，赶往西郊机场乘中国民航的一架专机去昆明。当时这架外交部租用的专机上只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余沛文和一名普通官员，上机后余元芳才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4国后，准备再到印尼访问。在昆明做短暂停留时，刘吩咐外交部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衣服做一番修改。
 

　　在田阿桐等老一辈裁缝的回忆中，中南海众多领导人中，最难做的是邓小平的衣服。邓小平不要衣服里有衬布和里子，因而设计、制作起来相当麻烦。但这并没有难倒红都的裁缝高手们，经过一段时间摸索，田阿桐终于做出了令邓小平满意的衣服。

　　“官家制衣”走向平民化
 

　　1983年之前，红都公司不对外营业，来这里订制服装的人须持有部级以上介绍信。“看到衣服领口有红都品牌，当时的人会马上产生两个印象，你是政府高官，或是出国人员。沐鸣app下载”研究学者季学源说，除了名师的老乡亲朋，普通北京市民一般无缘穿上红都服装店制作的衣服。

　　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和服装新潮流，1985年12月，红都服装店变身为“红都服装公司”，红都裁缝们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接受团体业务。
 

　　1992年，红都加工部正式对社会开放，到东交民巷的红都门店加工服装，不论官员或普通百姓，敞门服务，一律免收介绍信。

　　与市场接轨的红都时装集团公司，传统政治优势不减，仍为中央领导人、国内外政经界、文化界等知名人士制装，独家承担为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代表制装的任务。

　　从田阿桐时代开始，红都公司一直设有一个“第6车间”，专接领导人的衣服。事实上，红都早已不是领导人唯一的选择。现在，中南海内的领导人有时也随自己的爱好和心意，挑选自己喜欢的师傅和服装店。

　　2000年以后，除了红都公司，外交部礼宾司有时也会派人在全国范围内甄选服装厂家给领导人制装。63岁的辽宁女强人李桂莲生产的“创世”西服，经过层层筛选，荣幸地成为胡锦涛出访的礼宾服装。